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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ducts 無論技術還是政策,都必須以產業為橋梁,才能真正服務于社會。尤其是隨著環境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時代的到來,如何從產業角度考慮技術發展方向的需求,真正服務于社會,是當前環保產業發展需要考慮的問題。
環保產業市場對技術的需求已經越來越多呈現出服務導向、系統導向、效果取向、需求導向。“現在國內市值zui高的環保企業是技術型公司,不是資本型,這是一個標志,技術環保產業發展的時代將很快到來。
環境產業本質上來講是為政府提供服務的,因為環境保護是政府的基本職責。但是這一形勢正在發生變化:政府的環境服務界面不斷后移,逐漸把設備、工程、投資、運營、服務等一系列工作,通過界面后移的方式將環境企業推向前,由原來自己進行治理,變為企業幫助治理,政府購買服務,從而推動了環境產業的前移。
國內的環保科技具備接受挑戰的能力了嗎?答案并不樂觀。環境科技的人員、經費長期集中在科研院所,其對產業技術提升的貢獻卻并不顯著;產學研結合缺乏更多成功案例,企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有限。一個本該是技術含量高的高新技術產業,“*”多是資本實力雄厚,在技術開發創新上缺少“底氣”,真正的技術型企業匱乏。在治理市場全線打開,技術需求求賢若渴的情況下,如何蓄積原創科研能力,真正讓產業回歸技術理性,是眼下急需解決的障礙。
這一變化促使環境企業服務的領域越來越寬、越來越廣,也使政府和企業間的責任劃分出現差異,即不同產業環節對技術關注程度的差異,由此引發了環保科技發展之惑。
環保投入占GNP的比例整體上在逐步提高,而環保投入額的增加趨勢就更明顯。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,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,而環保投入比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,由于國民生產總值基數的增大,環保投入的額有了較大提高。“九五”期間,環保投入占GNP的比例將提高到1.3%。
面對從“七五”期間的幾百萬,到“十二五”近百億的國家環保科技投資,科技投入不斷增加,但在這一過程中,環保科技對產業的實際貢獻到底有多大?科技對環保產業而言是否為一個偽命題?
這一疑問的產生,首先源自于無論政府還是污染企業,都處在一個長期非理性的狀態。地方政府作為環保的責任主體,利用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,做的并不認真;而污染企業是被政府逼著做事,是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,辦得同樣不認真。
其次是環境監管存在長期缺位,總量控制仍在回避環境效果:這會造成真正環保需求的缺位,進而造成環境技術的零散化、碎片化;我們應該深知僅僅點源達標的空氣不一定好,污水達標排放的水體也不一定干凈。
第三是環保產業發展仍以資本為核心,而不是以技術為核心,技術還沒有成為產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,仍停留在產業化初期——標準化、集約化水平低。這些都是造成技術跟產業和需求的脫節的原因。
科研技術成果的轉化,需要破除“用工程化代替產業化、用產業化混淆市場化”的誤區。通過技術創新、工程化應用實現批量化、標準化、集約化應用,目前我國很多水務、固廢領域的科研項目,在工程化階段就以為產業化了而停止,其實工程化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化,要實現產業化還要經過資本化和市場化的過程。資本化即形成清晰的商業模式,實現資本對接;市場化是形成競爭機制,建立供需關系,從用戶角度體會技術和服務。
環保產業原本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。在美國等環保產業發達的國家,企業主體是大批的專業技術公司,持久穩健地發展;而相關技術的進步也主要由企業推動。反觀國內環保產業,這兩個特征都還不具備:*羊多是資金實力雄厚而無顯著技術優勢,而除了少數環保企業堅持技術研發外,大多數缺乏技術內核。
目前科技轉化體制的背景正在發生變化,為環保技術發展提供了契機:
首先是定位的變化,環保產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重新定位為現代服務業,“十三五”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約束性指標面向環境效果,使環境產業的需求甲方逐漸趨于理性。
其次是市場的變化,雖然環保市場目前還不是技術主導的產業形態,但環保市場的技術權重明顯加大。
三是資本的變化,中國創業板的適時開啟,為環保服務向產業化方向發展,為環保技術革新提供了契機。
四是監管的變化,環境監管的逐漸到位使環境需求逐漸理性。這將使產業成為科技轉化的主流通道,在我國環保服務業外部化的發展過程中,企業正成為產業和科技結合載體。